​谢步升，我党枪毙的第一个贪官：为淫人妻杀其夫，还卖自己的老婆

谢步升，我党枪毙的第一个贪官：为淫人妻杀其夫，还卖自己的老婆

经过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红军终于在赣南、闽西一带建立了覆盖二十几个县，面积五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到二百五十多万的中央苏区，并于1931年11月7日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显然，立国之初的苏维埃政权，无论其管理水平，还是制度保障都还亟待提高和完善，对其公职人员的理想信念教育也很有限，再加上敌人的四面包围，部分党员干部的头脑中仍然存在一些旧思想、旧风俗、就习惯，贪污腐败、铺张浪费等现象时有发生，有的还非常严重，给党和政府的形象，给干群关系都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据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主席何叔衡的调查统计，在一部分县、区政府中，贪污浪费、腐败形象已相当严重，一个乡一个月的开支就达到数百元现洋，一个区则达到数千元，而一个县，则至少在万元以上；各级政府工作人员隐瞒存款、占有公款、侵吞、侵占公私财物的行为屡见不鲜……中央苏区的贪污腐败现象已到了必须重拳整治的地步。1932年2月，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第八次常委会，决定依靠群众在中央苏区掀起一场反腐风暴，严惩一批腐败分子。

不久，中央工农检察部就接到群众举报，说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主席谢步升利用职务之便，在自己伪造的通行证上偷盖中央管理科的公章，私自将苏区的耕牛贩运到白区，破坏苏区农业生产，并从中牟利的情况。耕牛可是当时苏区最重要的生产工具，不仅严禁私自宰杀，更是列入了严禁外贩的清单，而且，伪造证件自古就是犯罪行为！身为村苏维埃主席的谢步升工作一直都很卖力，是苏维埃政府的“红人”，怎么会如此胆大妄为呢？

正在工农检察部着手对谢步升进行暗中调查时，2月底的一个傍晚，叶坪村妇女朱秀秀又跑来当面举报说：谢步升是她的情人，把她的丈夫谢深润杀害了！两条线索都指向谢步升，而且还牵扯到命案，问题的性质一下子就变了。

工农检察部把案情做了初步研究后，深感问题重大，决定立即成立专案组，对谢步升的问题进行调查。没过两天，朱秀秀所反映的情况便基本得到证实。

谢步升，出生于瑞金县第九区叶坪村，因家庭贫寒，不到12岁就开始给同村的大地主谢益金家打短工。因为谢步升为人机灵，而且能吃苦，所以深受谢益金的信任，颇有心机的谢步升很快就把谢益金的家底摸了个一清二楚。1929年，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军团来到赣南，这里掀起了抗租抗税的革命风暴。年届而立之年的谢步升也被革命洪流裹挟着，参加了其干爹杨金山领导的工农武装暴动队，并担任了第三大队，即瑞金云集暴动队队长。但显然，这是一个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高危活计。头脑灵活的谢步升不久便心生了去意，只不过碍于干爹的面子才没有立即离开。不久，杨金山在一场战斗中不幸牺牲后，谢步升见时机已到，便不辞而别，偷偷离开革命队伍，拉起一伙人，其中就包括谢深润，搞贩运去了。此时，蒋介石正忙于中原大战，还无暇顾及红军的发展，与红军作战的部队主要是当地的地方军阀部队。由于军令不统一，而且军阀间互相勾心斗角，互设藩篱，所以苏区与白区之间的物质交易并不太困难，谢步升因此赚了一些钱。但是，也正因为“难度系数”不是特别地高，所以，谢步升也没有发什么大财。

1930年，中央苏区开始了“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谢步升认为，这是一个不劳而获，发“横财”的大好时机，便把生意交给谢深润打理，而自己则摇身一变，重新“上岸”回到了革命队伍。

谢步升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又长期在大地主家打短工，对土豪们的藏宝“套路”有更深的理解，所以带领着赤卫队起获了好几户大地主的浮财，其中就包括他以前的“东家”谢益金家里的大批粮食、鸦片和金银财宝，可谓是“战功卓著”，再加上谢步升不仅头脑灵活，鬼点子多，而且工作也积极肯干，所以深得领导的信任和喜欢。1930年，在赤卫队党代表谢春生的介绍下，谢步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1年，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还是谢春生，此时他已到苏区中央局任职，推荐谢步升担任了叶坪村的苏维埃主席。

别看只是一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因为叶坪村是苏维埃中央政府和苏区中央局的驻地，因此，谢步升的身份和地位就显得很不一般，手中有比较大的权利，所有的人脉也非常了得，和他坐在一起谈话、共事的很多人，都是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人物，就连毛泽东、项英召开的会议上也时常看见他的身影。

但是，尽管组织如此信任，谢步升年轻时因极度贫困而形成的对财富的极度占有欲却始终没有减退，反而随着手中权势的增大而更加炽盛。

中央苏区成立后，物资供应一直是红军所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一方面，红军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工作人员也增加很多，需求极度增加；另一方面，中原大战已经结束，蒋介石腾出手来专门对付红军，对中央苏区实行非常严格的封锁，所以苏区物资供应极度紧张，在白区与苏区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价格落差。比如食盐，在白区一块钱可买七斤，但在红区，一块钱就只能买到一斤二两，几乎6倍的利润啊！而食盐是生活必需品，苏区三百万群众，每年要消耗九百多万元的食盐！

面对如此巨大的可图之利，谢步升既不愿放弃唾手可得的利益，又舍不得吆五喝六，光宗耀祖的地位，怎么办呢？经过一番盘算，他打定了官商勾结的主意，决定仍然让谢深润出面，继续在苏区与白区之间倒腾物资，而自己则在幕后勾结苏区政府总务厅供应处副处长谢丽萍一起为他“保驾护航”，所得的利润由三人平分。

于是，谢深润不仅成为了苏区政府总务厅的“指定供货人”，而且，还通过谢步升私开，甚至伪造通行证，将苏区禁运物资，或不允许私人贩运的物资，如耕牛、武器、钨矿石等战略物资，堂而皇之地倒卖到白区……谢深润和其它一些土财主一样，有了钱后，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购置田产，新建豪宅。

没想到，苏区开始了土地改革运动。在划定成份时，以谢深润的条件，“当之无愧”地会被戴上一顶“富农”的帽子，成为人民政府打倒的对象。但谢深润却丝毫也不着急，因为他有谢步升呢。果不其然，在给了谢步升300元大洋后，谢深润如愿以偿地被划为了中农，成为革命的团结对象，不仅保住了自家的田产房屋，而且还分得了一些生活用品和农具。

对此，谢深润当然对谢步升感恩戴德，进一步下定了抱住谢步升“大腿”的决心。于是谢深润常常置备酒菜，以各种理由邀请谢步升到家里好吃好喝。但谢深润没想到，自己是在引狼入室，没几天，谢步升就和比自己小十岁的老婆朱秀秀勾搭上了。谢深润知道后，怒不可遏，就要来打谢步升。谢步升本就有长期独占朱秀秀的想法，见状便想顺势除掉谢深润。为了借刀杀人，谢步升找到县委负责肃反锄奸工作的组织部长陈景魁，诬告谢步升是“社会民主党”成员，希望县里把谢深润抓起来。

这陈景魁并不是一个什么好东西，在混入革命队伍前，他是一个反动民团的头子，现在，暗地里仍然干着鸡鸣狗盗、欺男霸女的事情。听了谢步升的所谓“情况反映”后，陈景魁当然明白谢步升的意思，但他可不傻，当然不会为谢步升当“棋子”，便暗示说：“肃反现在正在风头上，既然是‘社民党’，你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吗？”于是，谢步升心领神会，回来后便找了两个帮手，把谢步升拖到野外，用绳索残忍地把谢深润勒死了。巧的是，谢深润被抓走的前一天刚和朱秀秀拌了嘴，所以虽然一连几天未见到丈夫，朱秀秀也没往心里去，还以为丈夫不辞而别，出去搞贩运去了呢，以前也曾发生过这样的事。可没几天，朱秀秀渐渐听到了一些风声，便来找谢步升要人。谢步升见朱秀秀知道了内情，害怕事情败露，就一不做二不休，把朱秀秀也关了起来，并威胁说：“放老实些，否则就和谢深润一样的下场”。朱秀秀这才认识到谢步升是一个心狠手辣、翻脸不认人的主，便趁看守不备，撬开窗户，逃了出来。

听完案件初查情况汇报后，何叔衡十分震惊。他是认识谢步升的，而且对他的印象颇好，有些不敢相信谢步升的背后竟然是如此之污，便缓缓地对办案人员说：“情况务必核实清楚，不能只听朱秀秀的一面之词。每一条线索，都要有旁证材料才能定案。”

从哪里入手找到相关证据呢？专案首先想到的当然是谢步升的妻子杨氏。可找来找去，杨氏却不见了。专案组委托一个靠得住的村民向谢步升询问杨氏到哪里去了，谢步升却回答说，妻子因为对自己没日没夜的工作不满，赌气出走了。这个理由相当牵强，专案组当然不会就此放弃对杨氏的寻找。果然，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在杨氏的一个远房表姐家找到了她。当专案组人员找到杨氏并说明了来意后，杨氏当时就嚎啕大哭起来，边哭边说：“这个挨千刀的，我知道他早晚都会有这一天。”

原来，杨氏哪里是什么“负气出走”。谢步升早就看上了自己的“主母”——谢益金的小老婆汪彩凤，便借着“打土豪”之际除掉了谢益金，然后以威逼利诱占有了汪彩凤。因为嫌杨氏碍手碍脚，谢步升就以三条黄牛（价值1700毫）的价格将杨氏卖给了隘前乡山河村的一个老光棍为妻！杨氏当然不干，才逃到这里躲了起来。

伤心透顶的杨氏终于向专案组报告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

还在云集暴动队的时候，谢步升就开始贪污了，多次私吞打土豪所获得的浮财，曾将一包金银首饰和一担食盐挑回家里，藏进了地窖；

当上了村苏维埃主席后，谢步升更是雁过拔毛，不放过每一个贪污的机会。为了帮助政府度过物资奇缺的难关，本不富裕的苏区军民勒紧裤带，掀起了一股捐粮捐钱的热潮。谢步升却采用大斗进、小斗出的办法贪污粮食，获利270块光洋；

1931年夏，苏区一些地区遭受暴雨袭击，灾情比较严重。苏区政府想方设法购到一批耕牛，准备送往灾区用于帮助恢复生产。可谢深润就连这个也动起了歪心思，用自家的两条小耕牛把两条大牯牛替换了下来；

……

证据基本确凿后，何叔衡签发了对谢步升的逮捕令。没想到，却由此引发了一场小小的风波。由于平时的伪装，谢步升赢得了一部分不明真相的领导和群众的信任。谢步升被捕后，很多人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对案件表示高度关注，尤其是一位已经调到苏区中央局任职的谢步升的老领导，更是认为办案人员偏听偏信，“整”了谢步升，直接打电话给专案组，要求立即放人。

面对着巨大的压力，何叔衡只好带着办案人员杨玉珠赶到东华山，向在那里休养的毛泽东做了详细汇报。毛泽东听完汇报后，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然后坚定地说：“如果这样的人都得不到处理，苏维埃的旗帜如何打得下去？腐败不除，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

有了毛泽东的明确支持，专案组顶住压力，更加大胆地放手发动群众，不仅发现、坐实了谢步升利用职权欺男霸女、巧取豪夺、侵吞公私财物的斑斑劣迹，还还原了谢步升的真实面目：

在参加革命之前，谢步升就是一个打家劫舍的强盗。1927年8月，谢步升在和别人闲聊时，得知瑞林寨的“邱记布庄”生意很好，便心生歹意。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谢步升带着花钱请来的两个地痞，将头布缠在脸上，闯进“邱记布庄”，将店里的货品、现金等洗劫一空，抢得碎花布、毛蓝布各3匹，呢子面料一丈，其它各种布料五份，银饰若干，以及一条猪，五只鸡，六只鸭，共价值现洋270元，另外，还抢得现洋108元。老板邱洛水是福建人，在本地无依无靠，眼见自己一夜之间变得一贫如洗，没法付别人的货款，只好选择了一走了之。临走前，他将“损失”列了清单交给邻居赖崇发，并对赖崇发交代说，如果有一天恶人抓到了，就把这个单子交给官府。

轻而易举地夺得了这么一笔横财，再加上邱洛水的忍气吞声，谢步升更加肆无忌惮，不到一个月，就又干了一“票”大的。1927年9月，南下广东的南昌起义部队途经这一带时，有一个军医不慎掉队了。在问路时，军医胸前挂着的怀表被谢步升盯上了。谢步升一路尾随着军医来到一处人迹罕至的地方，趁着军医不备，谢步升从背后走上前去，举起一块大石头，就向军医砸了下去，抢走了军医身上的怀表、戒指和五块现洋，以及毛毯、水壶等军用品。临走时，贪得无厌的谢步升还将军医身上血迹斑斑的军装也扒了下来，穿在自己的身上。

事实上，自从谢步升被抓后，人民群众就感觉到“风向”变了，纷纷起而检举各种腐败、浪费现象，并提供线索，帮助专案组在谢步升母亲家和姐姐家里起获了大量的赃物。就连本来胆小怕事，却因在田间劳作，远远地看见了谢深润被害过程的黄水生也勇敢地站出来，帮助专案组找到了谢深润的遗体，并指认了帮助谢步升杀害谢深润的两个帮凶。铁证如山，一直拒不承认的谢步升终于低下了脑袋。

1932年5月5日，经过审理，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判处了谢步升的死刑。谢步升不服，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提出上诉。5月9日，经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的二审，驳回了谢步升的上诉，判决：“谢步升处以枪决，在3小时内执行，并没收谢步升个人的一切财产。”这是苏区政府打响的惩治腐败分子的第一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机关查办的第一个贪腐大案，谢步升也由此成为中共反腐败历史上被枪毙的第一个贪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