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出来的明代沿海地区商人

“逼”出来的明代沿海地区商人

中国古代传统社会有两个通行思维，一是学而优则仕，二是安土重迁，而这两点与古代商业精神和要求是矛盾的。在封建各要素相当成熟，而且有资本主义商业萌芽出现的明代，商人这个群体构成较复杂。其中，明代沿海地区除了世代经商牟利之家外，也有一些商人以及商业势力是被“逼”出来的。

首先，明朝沿海地区地少人多“逼”出很多商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注重农业，尤其是要农民安心务农，众所周知，农业的根本是得有足够的土地，尽管在明朝初年积极提倡垦田屯田，实际上在一些沿海省份，依然没有改变人多地少的情况，如福建、浙江、广东等省份，而尤其是明代福建地区最为典型。

（明朝地图，图片来自网络，感谢！）

早在宋代、元代，福建商人就开始了由南而北，驾海船经山东，到朝鲜，再赴日本的经商路线；南方商业航线，则是到南洋各岛。到了明代，福建商人这样的商业活动更加活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可耕种的土地少。明代一位官员对此有描述：“闽中有可耕之人，无可耕之地……尝观漳郡力农者，散处七闽，深山穷谷，无处无之”（《虔台倭纂》）——土地如此紧张，致使福建地区的百姓不得不到处寻找可耕之地，甚至还带着农具跨省打工。如此，明代福建出现很多经商之人也就顺理成章了，否则的话，在中国传统的安土重迁的农耕文明思维下，百姓是不会轻易离开乡土的。鉴于福建沿海的地域状况，福建商人不仅在内陆经商，还积极参与海外贸易。自明朝永乐、宣德年以后，福建沿海各地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活跃起来，到了明朝中后期的隆庆、万历年间，福建商人从事海上贸易已成习俗，政府也无力禁止，不得不作事实上的承认（傅衣凌《明代福建海商》）。

再看广东，南雄地区“山多田少……讯其男子，则皆担客装度岭去矣。”（《粤剑编》)因为耕地少，像这样的广东男子出外经商的也颇多。

其次，家境贫寒“逼”出来的沿海地区商人。这种从商情况所占比例颇多。著名社会经济史学家傅衣凌先生认为，明代福建海商的重要构成之一，是“被传统的封建关系所排斥出来的地方贫民，尤其在人多地少的沿海地区，他们迫于衣食，因而下海通番”，明代福建漳州、泉州的很多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即是因贫寒被“逼”在外经商的。“于是饶心计者，视波涛为阡陌，视帆樯为耒耜……贫人以驱”意思是说，在贫困的压力下，“穷则思变”，沿海一带稍有头脑的百姓即把在海上从商谋生，看成同在陆地耕种一样正常。

福建晋江的儒生黄继宗，因为父亲早早去世后，家道没落，不得不挑起养家的重担，“父没，家贫，稍治生”（《泉州府志》），因为他勤奋聪明能吃苦，最后从商致富。这样的例子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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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冯梦龙的市井小说《徐老仆义愤成家》中，就写了一个浙江的例子。明代嘉靖年间淳安县一户徐姓人家，兄弟三人，本是个较殷实的农户，有一个老仆叫阿寄，后来徐老三去世后，老大、老二急着分家，两人将牛马分给了自己，将五十多岁的老仆人阿寄分给了徐老三家。徐老三的遗孀颜氏，女人家一个，带着五个孩子，还有老仆夫妇要养活，想想以后没有办法维持家计，急得嚎啕大哭，老仆安慰她，并为她谋划了经商做生意养家的对策。无奈之下，颜氏不得不采纳老仆的建议，变卖了衣服首饰，凑了12两银子给老仆作为生意本钱。阿寄很灵活，经商有方，贩漆、贩卖米，“一连做了几帐，长有二千余金”。实际上，这时的老仆阿寄如同一个商业职业经理人了。十年后，“家私巨万”，阿寄又建议颜氏置办了好大的田宅庄园。文学来源于生活。可见，在明代民间，因贫被迫而跑四方从商、由从商而致富的例子不在少数。

在明代的东南倭乱中，“向来通倭多漳泉无生理之人”（《筹海图编》）——可见，很多穷苦的沿海居民因生存所迫从事海上生意，而且，他们也在不自觉中被裹挟进历史事件。

再次，有些儒生放弃科举入仕的人生规划而经商。这类人原先是打算考科举，走仕途的，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而不得不放弃儒业学习而从商。如福建安平人杨乔，原先家境还可以，他早早入私塾，“十岁通经史大义”，闻名乡里，如果坚持考科举的话，金榜题名走仕途的可能性很大，然而在他十多岁时，父亲和大哥相继去世，二哥又患病，家里只有他一个男丁了，于是他只好“辍儒之贾”，经商养家。

也有考试不顺而弃儒从商的。万历年间的宁波人孙春阳，原来在私塾苦读，但是连科举初级考试童生试他也没有过，于是转而做生意。他在苏州开办了杂货铺，经营极为成功，连官府进贡给皇宫的贡品很多都在他的店里采购，名气很大，生意兴隆，孙春阳杂货铺从万历年间开始，一直延续了200多年，成为历史上有名的老字号。

文献显示，明代福清一带的商人很多是“学不遂，则行贾四方”的原先儒生，他们在打理繁杂商务的同时，“多属儒贾兼业”——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儒商。这些经过儒家文化训练的人踏入商界，也给当时商业注入了清新之风。

第四，还有一种带有鲜明烙印的“海商”，他们多数是由官府的打压给逼出来的。明朝开国，为了政治目的，厉行锁国政策，禁止制造适合海上航行的双桅大船，“片板不许下海”，在倭乱时期，甚至还将海边的居民强行迁徙到内地，一切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试图达到禁止明帝国百姓与海上势力来往的目的，效果不能说没有，尤其是政治上的，但是，沿海居民为了生存，有势力的胆大的商人为了获利，铤而走险，偷偷地与海上外来商人贸易，这使得他们获得暴利。如福建地区，“15世纪上半期，漳州的海商们已然无视政府的禁令，与海外进行交易活动”（《明清时代：海洋与帝国》）。

（明朝海盗图，图片来自网络，感谢！）

当明帝国高层发现自己疆域内有商人胆敢违抗国家指令与外人“勾结”时，派出了帝国军队清剿，扫除了沿海的几个贸易繁荣的“窝点”，表面上达到了官府的一定目标，但是，也为明代历史留下了更大的隐患。封建专制之下，帝国统治者认为皇权至大，武力无边，无须与百姓商人对等对话，不讲谈判唯有打击，于是，从几次明帝国官兵清剿中逃出来的沿海商人，索性建立起了自己的海上武装势力，并且为了壮大声势，还与日本等海上国家的流浪势力勾结，形成了扰乱明帝国版图、影响了明代历史的“倭寇”集团。从目前可以得到的史料中，显然能看出“倭寇”中的很多明朝商人的真正目的还是做生意赚钱，并没有什么政治目的，这就是，在明朝廷历次对中国海盗“招安”时，他们都屡屡“中招”的根本原因所在，如汪直、徐海等。

总而言之，且不论明代沿海众多百姓是在什么样的境况之下，改本业而从商的，就历史客观而言，明代沿海地区的贸易活跃、经济繁荣得益于当时当地的从商之风，并形成了商业传统，而这样的地域传统对于当时中国乃至今天社会影响很大。（ 李晓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