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中》武士死后，为何嫌疑人都揽罪上身？人性比真相更可怕

《竹林中》是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创作的的短篇小说，在芥川龙之介的诸多小说中并不是最出彩的。

但在被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改编为电影《罗生门》后，不管是《竹林中》小说本身，还是电影，都赢得了世界性的赞誉。

小说的故事情节很简单，武士与妻子真砂在路途中遇见大盗多襄丸，妻子真砂受辱，武士更是丢了性命。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借女巫之口说话的武士亡灵“承认”自己是自杀，而多襄丸和妻子真砂却各自“招认”是自己杀了武士。

他们各自自圆其说，又相互矛盾，让真相更加扑朔迷离。

那么真相到底是怎样的？武士到底是死于谁手？嫌疑人又为什么都把罪名往自己身上揽呢？

七个人七个视角

《竹林中》的叙事突破了传统的小说叙事结构，仅仅由人物的证词来构成小说事件。

而这部小说总共有七段文字，对应七段供词，除了案件当事人武士、妻子、强盗三人外，就是旁观者证人樵夫、行脚僧、捕快、老妪。

七个人七个视角，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线索来了解案件，

但实际上，作为与案件没有关系的旁观者，提供的线索更加令人混淆视听，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是作为自己的角度陈述话语，而这些“话语”也极有可能是歪曲的陈述。

我们先来看老妪的证词，樵夫、行脚僧、捕快都与案件当事人没有直接关系，只有老妪与案件当事人有关系，是武士妻子真砂的老母亲。

在老妪的描述中，女儿是个“个性丝毫不输给男人的好强的女子”，没有任何相好的，女婿也“性情温和”，与人为善。

显而易见，老妪的话有明显的倾向性，她倾向于维护女儿的品德，维护女儿女婿的利益，强调女儿女婿是无辜受害者的“面貌”。

这很好理解，人有天然的求生本能，特别是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人们很自然地从自身利益出发阐述言论，这一点，或许说这番话本人也并没有意识到。

因为就算是与案件毫无关系的樵夫、行脚僧、捕快都没有办法不从自己利益出发讲述他们的证词。

樵夫的证词都是从他自己的立场来看的，存在很多空白部分；行脚僧的证词标榜慈悲，暗示自己的清白；捕快面对上司多的是阿谀奉承之词，所以他的证词强调强盗多襄丸的穷凶极恶，但其依据也只是道听途说而已。

这些旁观者明明与案件本身可以说没有直接关系，但是这些旁观者依旧各执一词。

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意识的结果，他们的证词都有明显的倾向性。

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本该用来鉴别案件当事人武士、妻子、强盗三人的话是否真实的依据，也成了伪依据，不具备验证的效果，这就更加增加了真相的不确定性。

那么案件当事人本身的话能否揭开案件真相呢？

这显然是不能达到的，不涉及这场案件的旁观者的证词都有待考证，更不要说处于案件中心的人物了。

盗贼、妻子、武士自然扭曲的陈述

在盗贼多襄丸的供述中，他在路上偶然看见武士妻子真砂被风吹掀了面纱，面纱下妻子的脸如同女菩萨一样好看，这诱发了多襄丸想要拿下妻子的念头。

于是多襄丸骗武士丛林中有宝藏，利用武士的贪欲把武士和妻子引诱进丛林，并且在多襄丸叙述中，他是有勇有谋的，轻而易举地绑住了武士，得到了武士妻子。

然而在心满意足的多襄丸准备离开的时候，妻子真砂突然发疯一般嚎叫要么丈夫去死，要么多襄丸去死，她只跟活着的那个人离开。

多襄丸凝视真砂的表情，那一瞬间，他突然想要这个女人做他妻子，于是他要跟武士决斗，公平公正地决斗。

多襄丸解开了捆绑武士的绳子，与武士打了足足二十三个回合，成功杀死了武士，而这个时候，妻子真砂却不知所踪。

很显然，在多襄丸的叙述中，他倾向于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真性情的、彪悍勇武的草莽英雄，对妻子真砂并不是一时色欲熏心，而是掺杂着真感情的，是希望真砂做自己的妻子的。

然而在妻子和武士的叙述中，关于武士的死却是另一个故事。

关于从大路到丛林这段路途经过，以及武士如何被捆绑，妻子如何被凌辱，在妻子和武士的叙述中都没有提及，那么我们先暂且认定盗贼多襄丸前半段证词是真实可信的。

主要是后面半段故事的发展，在妻子的叙述中，她强调自己在被强盗凌辱后，丈夫多次用鄙夷冰冷的目光看着自己，强烈的不堪受辱心情促使着真砂要与丈夫同归于尽。

但是在用短刀杀掉依旧被绳子捆绑、没有反抗之力的丈夫后，真砂试过把短刀插进喉咙，跳过山脚的深塘等等自杀方式，都没有成功，也就放弃了自杀的想法。

说起来很可笑，一个人若是真的想死，怎么会死不掉？又不是奇幻世界。

妻子真砂很明显并不是真的想死，而是实实在在地树立自己忠贞的形象，而忠贞也是那个时代女子生存的标杆，那么她这样说就无可厚非。

而在武士的叙述中，妻子在被凌辱后反而更加附和强盗，并且在强盗巧舌如簧的劝说下，妻子要抛下自己跟强盗离开。

但在要走时，妻子要求强盗杀掉自己，这个时候，强盗像是认清了妻子的本质，不愿意这样做，妻子便发疯一般往丛林深处跑去了，而强盗在用刀割断捆绑自己的绳子后，也离开了。

但是在面对这样的屈辱后，武士放弃了继续活下去的念头，用短刀自尽。

强盗说是自己杀了武士，妻子说是自己杀了武士，武士却说自己是自杀，三个人演绎出三个不同版本的死亡剧本。

那么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为什么所有人都倾向于把罪名往自己身上揽？

这一点，其实从三个人不同立场以及证词的侧重点就可以看出来。

为什么把罪名往自己身上揽？

在强盗多襄丸的叙述中，他多次强调的是人内心的欲望，色欲是他的欲望，财欲是武士的欲望。

当欲望成为一种沟通手段时，强盗多襄丸就更倾向于用实践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强盗看来官场上的权力关系也不过如此，是欲望推动着人们的行动。

“我在杀死他的时候会用腰间的长刀，你们不用长刀，只会用权力、用金钱来杀死他，用花言巧语来杀死他······就罪孽的深浅而言，是你们更坏，还是我更坏，那还真说不定呢！”

说明在强盗多襄丸眼里看来，人去满足欲望是合理的，而他的暴力手段也是直接的、光明正大的。

而且在最后与武士“决斗”前，至少在多襄丸看来，他是在跟武士“决斗”，是真正凭武力得到的真砂。

那么强盗多襄丸就并非是穷凶极恶的贼人，而成为有血有肉的草莽英雄，

因为杀掉一个真正的武士，通过决斗的方式，并且在事出有因的情况下（在多襄丸看来，真砂的眼神中透着可能，让多襄丸期待与其的夫妻关系），多襄丸就成为“光明磊落”的汉子，这就是为什么多襄丸要“承认”自己是杀死武士的凶手的原因。

至于妻子，她在叙述中先强调自己受到强盗凌辱，再强调自己又受到丈夫的蔑视，这才让她产生弑夫的念头。

弑夫在这时候也变得成为突出妻子贞烈、知耻形象的直接途径。

因为在日本传统伦理道德中，洗刷耻辱是非常重要的，为了洗刷耻辱而杀死或者自杀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减这种耻辱，而得到重新获得认可的机会，这就是日本的“耻辱文化”。

同样的，日本的“耻辱文化”也能同样可以解释武士的自杀行为，

并且武士作为受辱人，选择用短刀做“刨腹自尽”这样极有尊严的死法，不仅是他武士道精神的体现，而且会被世人称道。

但与之相应的，因为武士和妻子同样在乎“耻辱”，两人在叙述中，呈现了塑造相反形象的结果，在妻子眼里，武士懦弱又无能，而在武士眼里，妻子水性杨花，反而是强盗，在两人的叙述中，都作为次角色出现，伤害性并不高。

可毫无疑问的是，不管是强盗，还是武士、妻子，都在自己的叙述中竭力打造自己的形象，即使是为此背上谋害性命的罪名也在所不惜。

人性的阴暗和贪欲可见一斑，那么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武士到底是谁杀的？我们还是没有头绪。

没有真相

如果真要细细分析真凶是谁？真相是什么？到最后可能还是一无所得。

这样说并非空穴来风，这是在前人的分析上总结出来的。

芥川文学专家海老井英次曾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了一个见解，他认为芥川龙之介在写作《竹林中》的时候，有意让“真相”无法再现和重构出来。

因为小说完全由七个证人证词构成，大家各执一词，没有争辩，也没有问答，那么到底谁在说谎？没有人能够证明，也没有依据证明。

我们可以先简单分析一下武士的话。

芥川龙之介的《竹林中》借鉴的是《今昔物语》中的一个故事，在原故事中，没有人死亡。

强盗觊觎妻子美色，将武士骗到丛林中捆绑，侮辱妻子后逃走，武士的妻子最后哭着给武士松了绑，并责骂武士身为武士却连自己的妻子都保护不了。

芥川龙之介对原故事进行了大幅改写，但是关于武士的性情，他利欲熏心、软弱无能的一面却保留了下来，这一点在武士被强盗骗到丛林中捆绑，却无人质疑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

那么武士的叙述疑点就很多，不真实性更高。

但是武士已经死了，死人的话难道不是更加可信吗？

可话又说回来，武士是死的，他是借由巫女之口发言的，那谁又能保证巫女说的就是真实的？武士附身在巫女身上是真还是假？真正发言的人是谁？

这样推理来说，好像所有人的话都是不可信的，那真相就更加不可知了。

芥川龙之介说：“一切存在的东西，归根结底，难道不只是相信其存在吗？”

他的不可知论和怀疑主义在《竹林中》得到深刻体现，并且《竹林中》中真相确实是无法了解的。

但可以知道的是，人人都在撒谎，在抹黑别人的同时美化自己，是他们最黑暗的人性心理。